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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王東京專欄丨合理劃定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 | 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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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我國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，中央提出要優先保就業。而要保就業，就必須穩住市場主體。事實上，年初以來國務院已經推出了加大減稅降費力度、強化對企業金融支持等一系列舉措。我寫這篇文章，則是想從減輕企業社會負擔的角度，討論怎樣合理劃定政府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邊界，幫助企業進一步降成本。 先說我的觀點。在我看來，政府可以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，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非多多益善。從理論上講， 社會責任主要是政府的責任。當年亞當·斯密講，政府是守夜人；弗里德曼也說，政府是我們的仆人。而無論是守夜人還是仆人，政府都應當承擔提供“國家安全、社會公正、公共品（服務）、助弱扶貧”等社會責任。 社會責任主要是政府的責任，當然不是說政府就得大包大攬，或者事必躬親。比如照顧孤寡老人，早些年，國內的養老院皆由政府投資，而今天大多是由民營企業投資。公共品也如此。提供公共品是政府的職責，可經濟學指出，提供公共品不等于要直接生產公共品，“提供”與“生產”并非一回事，兩者可以分離。 是的，社會責任可由政府承擔，也可讓企業承擔。那么企業怎樣做才算是履行社會責任呢？有一種觀點認為，企業必須贊助公益慈善活動。贊助公益慈善活動當然是履行社會責任，而且應該大力鼓勵與提倡。但我認為此看法有失偏頗。事實上，只要企業接受政府委托從事某項公益活動，即便企業不出錢也是履行社會責任。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：社會責任在政府與企業間到底如何劃分？具體哪些社會責任應由政府親力親為；哪些社會責任可以委托企業履行？對此，有學者主張要從成本與收益兩方面作分析，而我認為只需要對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作比較。因為社會責任無論由政府履行還是由企業履行，其收益相同；所不同的，只是他們各自的成本。 由此看，從成本角度劃分社會責任，大方向應該對。難題是成本種類繁多，我們該選哪些成本作判據？這些日子思來想去，我覺得與此相關的成本主要有兩種：一是沉沒成本；另一是交易成本。沉沒成本是指付出后難以回收的投資。比如你家里裝地暖，地暖一旦安裝，投資就算“沉沒”了，即便你不用地暖，投資也無法收回。 對交易成本，讀者應該不陌生，簡單地說，是指達成某筆交易所花費的非生產性成本，其中包括信息收集、廣告推介以及與市場有關的運輸、談判、協商、簽約、合約履行等費用。這是說，除了直接生產成本外，所有其他費用皆為交易成本。為了與生產成本相區別，也有學者稱其為“制度成本”。 讀者也許要問：我們為何要根據這兩種成本來劃社會責任？為方便理解，讓我用案例作解釋： 十多年前我訪問法國電力公司（法電），該公司一位高管說，他們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。事情是這樣，法國邊遠山區之前有窮人用不上電，希望得到政府幫助。于是政府把此事交給了法電，而法電也欣然接受。為什么？我問過那位高管，他回答說，若政府直接供電，需架設專線；而法電有輸電網，只要政府按成本價給公司補貼，公司不賠錢又能履行社會責任何樂不為？ 讀者聽明白沒？在這件事上政府與法電能達成合作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法電有現成的輸電網，而當初建輸電網的投資已經沉沒。既然投資已經沉沒，順便替政府給窮人送電不過是舉手之勞；第二，政府按成本價與法電結算，政府可節省（架專線）大筆投資，而法電則可贏得社會聲譽。各得其所，自然是一拍即合。 據此分析，企業愿意承擔社會責任，是因為企業已存在相關的沉沒成本，若非如此，恐怕企業就不會積極合作了。這里我想到的另一個例子，是“垃圾焚燒”。處理垃圾焚燒事關公共環境，無疑也是社會責任�？蛇@責任該由誰承擔呢？按上面的分析，若企業有焚燒設備（沉沒成本）可交給企業，但若政府與企業均無焚燒設備怎么辦？ 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就要再比較“交易成本”。從固定資產投資看，新建一間相同的垃圾焚燒廠，購買設備的費用政府與民企應該相同，但由于政府投資使用的是財政資金，所建的垃圾焚燒廠是國企；而民企則是自掏腰包。預算約束不同，日后企業運行的協調、監管等交易成本會不同。原則上講：若國企的交易成本低，社會責任就由國企承擔；反之，則可委托民企承擔。 據我多年觀察，民企的交易費用通常會低于國企。也正因如此，所以諸如垃圾焚燒一類的社會責任可以交由民企履行。不過要讓民企接受，政府得做好兩件事：一是用財政資金購買民企的“服務”；二是明確界定權利，允許民企向受益人收取適當費用。兩者可選其一，也可雙管齊下，總之是不能讓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吃虧。 最后我再強調一遍：政府可以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，同時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事情可以委托企業辦，但成本得由政府付。過去企業辦社會有過教訓，痛定思痛，我們絕不可重蹈覆轍。特別是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的背景下，政府應為企業排憂解難，盡量減輕企業負擔。我這樣講讀者同意么？ 本文轉載自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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